一
2007年早春时节，京广线上一列特快列车劈开浓重的夜雾，风驰电掣地向北飞驰。温馨明亮的车厢里，大多数乘客们已东倒西歪，昏然入睡。车厢里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妇却毫无睡意，似乎在追思难以忘怀的过去，又像是在憧憬未来的喜悦。她看上去身板硬朗，坚毅的脸庞上刻满一条条坎坷的皱纹。
老人叫刘锦华，家住台北市，曾是一家商行的老板，十几年前便把商行交给女儿余瑞萍经营。海峡两岸关系解冻后，刘锦华欣喜若狂，急不可待地两次来到大陆，要完成丈夫余天贵临终前托付给她的遗愿，寻找他在大陆的结发妻子和一对儿女。但由于年代久远，线索中断，虽然大陆当地有关部门多方寻找，仍然没有结果。刘锦华只得给县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留下电话号码，交待说如有消息一定要及时通知她，然后怅然而归。
这一天，刘锦华接到湖南省蒸阳县台办打来的电话，说又有了新的线索。她不顾身患小疾，执意再次赴大陆寻亲。女儿余瑞萍劝道：“妈，您年纪大了，血压偏高，比不得以前，何况大陆提供的线索并不详尽，还是过一段身体好些再去吧。”刘锦华坚定地回答：“正因为我年事已高，来日无多，更要抓紧时间。你爹带着遗憾走了，我不能再像他那样，也带着遗憾而去。”
余瑞萍见劝不了母亲，又担心她独自前往发生意外，于是将家中事务交给在银行做职员的老公，把商行托付给一位可靠的朋友代管，陪同母亲第三次踏上了回大陆的寻亲之路。
此刻，列车正通过一座铁桥，发出“吭哧吭哧”有节奏的轰鸣声。在刘锦华耳中，这声音仿佛变成了欢迎的锣鼓声，眼前也出现了丈夫老家的乡亲们那一张张亲切的笑脸，她沉浸在第一次回大陆时美好难忘的记忆里。
那是1992年秋天，刘锦华按照丈夫的遗嘱，带着他的骨灰来大陆家乡湖南省蒸阳县浯溪之畔安葬，同时也趁此机会寻找丈夫当年的发妻和一对儿女。在县台办的安排下，她乘着轿车抵达浯溪镇，村民们闻讯早已立在村口的大坪迎候，一张张笑脸和热烈不息的掌声，使她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当天，余天贵的两个亲侄子余志纯和余志甫按照当地习俗披麻戴孝，从刘锦华手中接过叔父的骨灰盒，放在灵位前祭拜，村里乡邻也送来了丧幛花圈。刘锦华表示，待找到丈夫的发妻和他在大陆的儿女，那时台湾和大陆的亲人再聚在一块，为老人举行隆重的葬礼。余志纯和余志甫兄弟欣然赞同，大家商议暂时将骨灰盒安放在堂屋的神龛上。
二
解放前，余家是当地有名的工商业财主，在衡阳城里有两间大店铺。余天贵在天津读书，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读大一的余天贵才18岁，便与同学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上了抗日前线。1945年8月日寇投降时，19岁的韩素兰正在成都上高中，这时余天贵已经25岁，在国民党宋希濂部任警卫连上尉连长，驻防成都。宋希濂部抗战中在滇西同鬼子打过恶仗，受到国人的敬重，这样，余天贵在思想单纯的青年学生眼中也就成了抗战英雄。一次军民联欢活动中，余天贵的魁伟、豪爽立刻把韩素兰吸引住了；同时，韩素兰的俏丽、温柔也使余天贵倾心。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双双坠入了爱河，不久便结成了一对恩爱夫妻。
1949年，国民党政治、军事各方面一败涂地，面临崩溃。宋希濂奉命扼守川黔门户，他知道大势已去，作了最坏的打算，将家人合影的一张照片及300块大洋委托小同乡余天贵带回湖南家乡，面交老父。这时。余天贵与韩素兰已有一男一女，男孩3岁，取名余家浯，女孩周岁，取名余家溪。余天贵也知道国民党已走向穷途末路，便仿效上司与妻子儿女合影，夫妻各留下一张照片，同时决定将妻子儿女送往湖南省蒸阳县老家。
韩素兰听说要回湖南婆家，与丈夫天各一方，不免心中凄惶。余天贵告诉她，他的家乡浯溪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风景优美，民风淳朴，还是唐代大诗人元结辞官隐居的地方，浯溪两岸山崖岩壁留有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留下的诗词碑刻。
当时韩素兰的公公已经去世，婆母风烛残年，只有丈夫的一位兄长在家教私塾，家道已经败落。余天贵将妻子安顿好，又到上司宋希濂的老家去了一趟，待他要返回部队时，去路已不通了。这时，余天贵在衡阳遇上了在白崇禧部任参谋的老同学,于是暂且留下,之后又跟着撤往台湾。
三
余天贵撤到台湾后,心却仍在大陆,日夜思念留在家乡的爱妻韩素兰和儿女,常常在夜里流泪不止。他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不趁机弃甲归田,不知多少次在心里呼唤：“素兰,我对不起你们母子,我好悔呀！”
到了1955年,余天贵所在的部队驻防一江山岛。当他得悉解放军要解放一江山岛时,心里不由暗自高兴。他已打好算盘,祈求上天保佑。战斗打响了,在督战队机枪压阵下,身为营长的余天贵带头冲锋。解放军的子弹如雨点般射来,不少军官士兵倒下了。余天贵的胸脯也中了枪弹,他一头倒在地,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余天贵被部下迅速抬下火线,送到战地医院,又转到台北医院。一江山岛解放后,余天贵躺在台北医院的病床上,紧闭双目暗自悲伤。他原本的小算盘是冒死冲在前面,希望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即使受伤残废也在所不惜。他知道共产党是不会虐待俘虏的,到时便可重返家乡,与妻子儿女团聚,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被解放军的子弹打中,却没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好在总算拣回了一条性命。
余天贵伤愈以后,不久便退役了。那时台湾的经济还不发达,退役的老兵又多,不少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余天贵靠着平时节省下来的津贴费加上退役金,买了一辆半旧的卡车搞运输,虽然生意不怎么好,倒也能糊口度日。
转眼到了1958年,余天贵快要进入不惑之年,仍是孤身一人。不少朋友和同乡都劝他再找个女人成个家,可是余天贵总是摇头叹息。人们理解他是忘不了远在大陆的爱妻和儿女,用独身的方式表示对他们的深爱,后来也就不多劝了。
然而鬼使神差,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与刘锦华结下了又一段美满姻缘。
四
4月的台北市郊,莺飞燕舞,万木葱郁。这日上午,余天贵驾着卡车在盘山公路上奔驰,远远看见前面有一辆摩托,驾驶员戴着红色头盔,这条盘山公路坡多弯陡,加上刚下过雨,路况不好,余天贵谨慎地驾车转过一个大弯,顺坡而下。这时他突然发现前面的摩托车不见了,路旁有摩托车驶下路基的新鲜辙印。余天贵心中一惊,莫不是摩托车出事了？他立即停车,下去沿着辙印寻找,果然看见摩托车倒在山坡一棵树旁,驾车的是个年轻女子,直挺挺地躺在草窝里已经昏迷,左腿和左臂还在流血。余天贵小心地抱起她,爬上公路,将她靠在座位上,然后掉转车头驶进市里一家医院。由于抢救及时,那女子很快转危为安。余天贵一直守在医院,见女子醒了过来,很是高兴。这女子大约二十五六岁,眉清目秀,面貌姣好。当她得知是这位陌生男子救了自己,十分感激。接着她告诉余天贵她家的电话,叫老父速来医院。
半个小时后,女子的父亲来到了医院。听主治医生说,女儿已脱离了危险,只是左腿骨折,二十天左右便可出院。老人十分感谢女儿的救命恩人,紧紧握住余天贵的双手,谢了又谢,并执意还了余天贵预付的医药费。他说自己叫刘德培,在军队任过团长,退役后经营一家商行。独生女儿叫刘锦华,在电力公司上班,前天是她母亲一周年忌日,她骑摩托去母亲坟前祭拜,不想出了车祸。
两人都是从大陆来台湾的退伍军人,越谈越投机,中午,刘德培特地请余天贵到餐馆吃了一顿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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