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母亲已到了癌症晚期，父亲多日来躲在角落里抽烟不出门，沟壑纵横的脸布满愁容。人走后，咋办？一家老老小小、十几亩的田地、孩子们上学的费用……父亲已经请假半年多了，不可能长期不上班。
五个孩子除了在医院上班的大姐之外，全都在读书。二姐读高三，三姐与唯一的哥哥读高一，我读初三。父亲把我们的学业看得比命还重要，懂事的二姐提议自己放弃学业，父亲坚决不同意。二姐劝说：“你看我的成绩单就知道我读不下去了。”爱操心的二姐从母亲患病的初期开始，成绩已经严重滑坡。虽然父亲和大姐怕影响我们姊妹的学业，一直隐瞒着母亲的病情，但二姐早已洞悉一切，因而常是人在教室心在病房。二姐虽孱弱但倔强，母亲到癌症晚期回了家，二姐也夹着书包返了乡。父亲好说歹说，她也不回学校。父亲扬起巴掌，高高地扬起，轻轻地放下。他说：“娃，你大姐是医科大学毕业；你弟弟妹妹学习都不错，也会考上大学的，也会有好工作。将来，我的娃你最苦。”
二姐坚定自己的选择。母亲去世后，她像成人一样侍弄十几亩土地，将家务料理得有条不紊。二姐要求父亲种了三亩棉花，理由是棉花不但收购价格不错，而且还可以多储存一些给我们姊妹结婚用。但种棉花是所有农活中最费事、最辛苦的，播种、问苗、掐尖、数花、采摘、晾晒，每一样都马虎不得。那一年我们家棉花大丰收，二姐却瘦得只剩下60多斤。二姐孤独地守着乡村的老家，几年风吹雨打，豆蔻年华的她脸上却多了一些和年龄不相符的沧桑，多了一些隐忍与凄楚。
三姐、哥哥和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相继考上了大学。每个假期，当我们叽叽喳喳地叙谈校园琐事的时候，二姐就默默做着活计。父亲瞥见她在我们有趣话题里的落寞，悄悄拽她到另一屋：“娃，悔不？”二姐不说话，有泪在眸中闪。最恼人的是，当年信誓旦旦追求二姐的小伙子，确认二姐不会同他一样有一份公家饭后，也决绝地离开了二姐。
“亲不自用”，父亲第一次违背他的人生准则，动用中学校长的权限，让二姐做了一名代课教师。父亲严肃地告诉二姐：“娃，你不能给爸下巴底下支砖，学生要教好。”老实说，二姐资质平平，又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可她靠勤奋愣是超过了那些科班出身的教师。
又有小伙子追二姐，二姐明白告诉人家：“你考虑一下，我只是临时工。”别人就远远躲开了。彼时，二姐已经买了自考书，悄悄充实着自己。父亲也咨询有关的政策方针，听说入人才库需要商品粮户口，就托人给二姐买了居民户口。二姐很努力地自学，可因为高三课程几乎没有学，头一年自考报的三门科目都没有过。一位叫许民的同事得知此事后，义务为二姐补课，并建议她选读电大函授。
于是，随后的几年里，每个礼拜天，二姐都要奔走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百余里路途上，披着星星出门，戴着月亮回家，匆匆忙忙赶听面授课。面授课一结束，就要赶车回家。那时候交通还很不发达，一旦错过发车时间，只能流落在夜晚冰冷的城市街头。记得一天面授课结束后，二姐没赶上车。许民从家乡的中学赶来，她才没有露宿街头。许民是陕西师范大学的高材生，有了他的帮助，二姐的电大课程是考一门过一门。1992年，二姐和许民结了婚，那时候，她只差三门课程就可以拿到电大文凭了。
1993年，他们有了孩子，二人抱着孩子去成阳广播学院考试。考试前二姐给孩子喂饱奶，考试时姐夫抱着孩子在楼下等。孩子五个月大，饿得快。考试结束的铃声一响，二姐第一反应就是该喂奶了，以至于考《外国文学》时忘记填写姓名和考号，于是跟着下一届又复考了一回。1994年7月，30岁的二姐终于拿到了成阳师范学校的毕业文凭，同年12月转了正。在庆贺宴上，微醺的姐夫说：“我之所以爱你，因为你是不向生活与命运妥协的人。知识储备少，可以学，可人的性格却是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
时间是沙漏，那一滴一滴流过的声音，让我看到了二姐的漫漫求学之路。倔强、隐忍、执著，这样的人一定会成功。或早、或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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