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当导演的感觉如何，据说你在扮演一个“克制的独裁者”？
韩寒：我觉得还好。其实做车手也是和很多人合作，非常多的零件，优秀的技师，他们都各司其职。做导演有点当统帅的感觉，但更多的是责任感，而不是权力的快感。我觉得一个人都出道十多年了，如果还享受我说一句话别人都听的快感，也太幼稚了。责任感是他们都信任你，我们的灯光、美术、录音，全是业内顶尖的人，我的这个电影也是所有人自己的职业履历，我哪怕为了不砸了大家的招牌也不能做坏了。
南都周刊：你以前做事会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但这次看得出来，这个电影你很拼命。会不会有点“成败在此一举”的意味？
韩寒：还好。当我好意思在你面前说我做的一件事时，这件事已经成功了。做很多事情，不管是背地里还是明面上都要下功夫。反正我现在能很欣然地说这个电影，它就是成功了。
南都周刊：但中国的电影市场有时候不是那么理性，比如一个烂片很受追捧，它会分走很多本来应该理性的票房。有没有这样的担心，就是即使你拍得好，但它还是比不上同期上映的其他电影。5000万的投资对你而言压力大不大？
韩寒：不会担心。5000万元是制作成本，算是一个中型投入。我相信自己这部片子的质量。当然不是靠粉丝群体，这个没什么作用——我觉得再火的偶像，死忠粉亲妈粉，你做什么他们都埋单，10万人撑死了。
南都周刊：但去年郭敬明的“产品”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受众的。他知道是拍给哪些人看，也有能力喂饱他们的审美需求。
韩寒：我根本无所谓这些。我不会去考虑受众是怎样的，我也很少考虑我的受众是什么口味，“你最近喜欢什么啊，你喜欢哪首歌啊，电影、电视剧啊，爱说什么样的话”，然后根据这些拍出来早就过时了。拍电影需要一年的周期，比如你为了迎合大众用“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这种几个月前的话，人家觉得你傻死了，所以永远不要去做追随者。
南都周刊：做引领者是吗？
韩寒：也不是，不一定要引领。我现在觉得，就是别在乎那些东西。
南都周刊：那在乎什么？
韩寒：在乎（电影的）工业质量。要在整个水准线之上。
南都周刊：2009年于冬对你拍电影票房的估计是50万元。10年前不管是你还是郭敬明如果说要来拍电影可能都是个笑话，现在于冬来当你的发行人。
韩寒：嗯，时代变了嘛。
南都周刊：时代变的结果之一是你现在做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领先那么独特了。
韩寒：不重要。我觉得所有的事情，不是在于独特不独特，而是在于做得好不好。
南都周刊：跟你最早出道比起来，这个时代变得更宽容吗？
韩寒：现在和以前有很多不一样，主要是传播媒介变了。以前只有报纸、电视，而你所谓的宽容不宽容，主要就是指你身边的人，他们宽容你就以为时代是宽容的。现在社会环境事实上肯定更宽容了，想做的事更容易实现，但承受的非议和压力也会更大。因为每个人都会更方便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社会变宽容了，但人与人之间更不宽容了。
南都周刊：在一个够宽容的时代好像也没有叛逆的必要。
韩寒：其实我哪里叛逆，我最传统了。你看我结婚生子都特别传统，包括我的杂文，因为我喜欢民国作家，我都觉得我在努力回到很早的叙述方式里去。你看我小说里，男女之间基本连手都很少拉一下，更别说接吻了。什么“两片湿热的唇黏在一起”之类的，就从来没有过。这部电影也是传统的，叙事方式、人生轨迹，都是。
南都周刊：那为什么公众形象里始终会有这个刺头的感觉，毕竟很长时间里你老和人开战。
韩寒：对啊，跟人开战就是我觉得他们好不传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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