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上海淮海路、陕西路路口有一家永丰寄售行，牌子虽挂寄售行，店里几乎全是音乐唱片，而且是清一色的外国唱片。那时，“左”风未兴，青年们西装革履地聚在一起，听听唱片、喝喝咖啡、跳跳舞，还是件很时髦和上“品”的事情。“发烧友”们常常把这新开的小店挤得水泄不通，因为这毕竟是上海滩唯一的一家专售外国唱片的商店。
店主邵祖丞，正是邵洵美的儿子，那时20来岁。
唱片生意好得出奇，当时一般服装店只能赚百分之三十的利润，而一张新出的外国唱片，起码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香港片商知道他的能量，不断把新灌制的片子送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外国人办在中国的最大的唱片公司）在“打烊”之前，也把片子摊出来尽他挑选。依邵祖丞那时的眼光，还嫌百代的片子不够新潮呢，宁可直接进口原版国外唱片。只是碍于情面（百代公司的买办是邵家的亲戚）选了一小部分。
可惜好景不长，“三反五反”之后，有钱人家如惊弓之鸟，纷纷逃往海外，西装革履的“小开”们也失去了往日的雅兴，唱片生意自然也日趋清淡。公私合营时，邵祖丞只好怏怏地到时代中学去教书了。
时代中学的前身是圣芳济教会中学，他的祖父邵恒当年是该校的校董，邵家许多子女也都在该校念过书，学校与邵府已有三代人的情谊了。按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起来理应是心情舒畅的，然而“肃反”的时候，因为他曾参加过一个自己也弄不清、也从未参加过任何活动的组织（据说那是个特务组织），稀里糊涂地就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这么一来，讲台他就站不住了，被派往学校总务处分管学生的课外劳动，同时在学校办的校办工厂里干活儿。这样的日子对于“小开”来说，已经很够“味儿”了，但更残酷的事情还在后头。
邵洵美被捕入狱，受父亲案子的株连，邵祖丞也跟着沾“光”，从校办工厂劳动“升级”为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思想。他和十几个有“问题”的人员来到松江县新桥村。住进农民家，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到大粪池边去挑粪浇菜园……
这期间，他的母亲离家去了南京大妹家，在外界压力下，他的妻子——一个端庄、秀气的中学俄语教师——也和他离了婚。
邵洵美的问题在三年后总算审查清楚了，宣布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无罪开释，他的儿子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松江农村劳动了三年零两个月后，邵祖丞终于得以返回中学教书。但平静的日子只过了四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了。
“文革”中像邵氏父子这种人注定是跑不掉的，父是反动学术权威，子是“牛鬼蛇神”，所谓一丘之貉说的大概就是他们这样的人家。邵祖丞在学校里被斗得要死，这是因为，一，他是资产阶级、封建官僚的孝子贤孙；二，这人教英语课时居然全部用英语讲课，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什么？父子两人被赶得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屋里只有一张床，邵祖丞只好睡在地上。工资是早就停发了，只好靠着一点生活费苟延着时日，还得提心吊胆去应付那些无休止的批斗检查和抄家。
晚年的邵祖丞，退休后住在10平米左右的亭子间里，这个当年的新潮音乐追逐者已经远离了音乐这一人世间的奢侈物。他每天自己买菜、煮饭、洗衣，每周还要安排三天，为中学生补习英语，借以补贴家用，因为退休工资毕竟太有限了。没有学生来的时候，他多半是一个人呆在他的亭子间里，看电视，抽烟，静静地想些什么。
Celine的职业是记者，她总是习惯于打量别人的生活。作为一个有着怀旧情结的年轻人，她对大家族后代的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当她踏着阴暗而逼仄、吱吱作响的小楼梯找到闹市一隅那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再叩开那扇亭子间的小门，“豁然洞开中的邵先生，简直是位历史老人了”。这个在流行歌曲中长大的年轻人，惊异于老人能以如此超然和淡泊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家族的变迁。在采访中，不时有学生进来找老先生补习英语。
或许是故事结局的过于凄惨让Celine神情落寞了，告别时，过意不去的老先生这样安慰她：“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一个人只要心不死，他就没有失败。况且，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嘛，邵家和盛家的风水，大概已转到别人家去了。人家说富不过三代，邵、盛两家到了我们这一代的上半辈子，已富了四代了，严格来说已富了五代人了。到了我们这一代，大概该吃点苦头了吧。所谓便宜不可以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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