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作为一个女子的邓丽君，其实人生很是坎坷。她的歌，或许也是对她自身哀伤的抚慰。
曾看到台湾作家席慕蓉的一段往事。
小时候，席慕蓉最喜欢唱李叔同的《送别》，而她一向严肃的父亲有一天忽然要她唱来听。受宠若惊的席慕蓉于是认真唱起来，但只唱了一句，就被父亲打断：“怎么会是长亭外呢？不是长城外吗？”席慕蓉说歌词本来就是长亭外嘛，说着要给父亲找曲谱来。父亲却根本不看，只是懊丧地离去，口中喃喃自语：“怎么会是长亭外呢，我一直以为这首歌唱的是我们老家……”
席慕蓉的老家在长城以外。
当时看这段故事，只是匆匆，而当在外面漂泊了多年以后再读，忽然热泪盈眶，终于明白对于一个离开了故乡的中国人来说，这段文字让人情何以堪。
邓丽君的老家，其实离长城也不远，她的父亲邓枢，是河北省大名县人。
如果说荣誉和喜爱，邓丽君大概是那个时代的歌手中所获最多的了。打开日本纪念邓丽君的网页，扑面而来的，是日本歌迷们对特蕾莎·邓（邓丽君的英文名）的爱称—“亚细亚的歌姬”。
这个称呼不能直译，因为日文中“姬”的含义与中文不同，是“公主”的意思。
歌坛上的“亚洲公主”，是歌迷们给邓丽君最贴切的评价吧。
曾问一位日本歌手，为何歌迷对邓丽君的喜爱长盛不衰，答曰：“人如其歌。”沉默片刻，又补充道：“美国人可以征服世界，用枪；中国人也可以征服世界，用邓丽君的歌声。”这与曾为邓丽君《爱人》一歌作词的日本音乐家荒木丰久的看法不谋而合。荒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因为邓丽君的性格中，有着日本女性已经没有了的那种清纯和温柔。”
清纯和温柔的邓丽君幸福吗？
1995年5月8日，邓丽君于旅行中因哮喘病突然发作，又没有携带常用的药物，未及送医即香消玉殒，逝于泰国清迈，时年42岁。
次日，日本著名作曲家三木塔卡西正在推敲写给她的新歌《勿忘》，忽闻噩耗。“这支歌本来约好由她来日本演唱的，假如在医疗设备先进的日本，也许就不会死吧。我写这支曲子拖了半年，如果能够按期完成的话……那些天，我每晚酩酊，无法排遣对她的负疚。”
没有人怀疑三木和知道这消息后沉浸在悲痛中的歌迷们的深情，也有人探询—邓丽君死前，最后唱的是哪首歌？
邓丽君的最后时刻与歌无关。已经艰于呼吸的邓丽君，在最后时刻，始终在艰难而痛切地呼喊的是—“妈妈”。
邓丽君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的依恋，只有妈妈。
邓丽君所要的，不是朋友们可以给她的。
熟悉邓丽君的朋友这样评价她—邓丽君的一生，单纯而平凡。邓丽君曾对好友林青霞说过：“我的出身很贫穷，可是我从来不羡慕豪门人家。”“我刚刚出道的时候老是盼着出名，那时因为家里的生活艰难，只希望多赚些钱来补贴家用。”单纯的邓丽君容易快乐，也容易满足，然而，她一生都在寻找着一样东西，却始终不可得。
那就是属于邓丽君自己的归宿。
邓丽君一生，唱得最多的就是情歌，但是她没有结过婚。死于清迈时，身边的男友将她送上救护车后，自己竟回房安睡。邓丽君的一生，有据可查的恋爱有6次，每次都真情付出，却每次都以伤心结束。屡次受伤的邓丽君，却一再原谅负心的男友，连她的好友都看不下去。
也许，只是为了曾经有过的那份温暖。
只有当我们深入她的世界才会发现，舞台上光芒四射的“亚洲公主”，长着清秀的娃娃脸，宛如邻家女孩的邓丽君，一生都在流浪中度过。荒木丰久这样评价她：“作为人，作为一个女子的邓丽君，其实人生很是坎坷。她的歌，或许也是对她自身哀伤的抚慰。”
繁华之后，是一个浮萍一般的邓丽君，她对家的那份深情渴望，无论歌迷们怎样爱她，都是没有办法满足的。而邓丽君对家的渴望和失落，还有更加深刻的东西在里面。
“亲爱的大陆同胞们，你们好，我是邓丽君，我现在来到金门广播站向大陆沿海的同胞广播……”这是邓丽君在金门前线马山观测所向大陆广播时固定的开场白，这也是大陆开放初期邓丽君的歌曲被禁的真正原因。至于所谓邓丽君是国民党间谍的说法，在出境的时候签那样的字，不过是那个时代，很多中国人都可能有的遭遇而已。
看到这里，或许有些朋友会感到黯然，对于作为歌手的邓丽君来说，政治似乎不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其实，谈邓丽君，是无法避开政治的，邓丽君在政治上的所为，正是她与大多数艺人不同的一个方面。
“籍贯河北省大名县，出生于台湾省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邓丽君这样的身世决定了她同时深受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喜爱，却又深陷两岸分裂的政治旋涡不能自拔的命运。邓丽君的父亲在抗战中从军报国，在国民党军中担任下级军官，1949年随军撤退到台湾。她从小生活的环境中，出入皆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官兵，因此,对祖国的思念与爱恋深植于幼年邓丽君的心中,并伴随了她的一生。然而,这种背景也注定了邓丽君的政治立场。毫不奇怪,她本来就是国民党军人的后代,不过,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军人的后代。如果说有些艺术界人士是无意间卷入了政治旋涡,那么邓丽君则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邓丽君在台湾期间,热心于为国民党军队做劳军演出和军中广播,甚至她去世后国民党方面曾专门派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吴伯雄为她的棺椁覆盖了青天白日旗。
邓丽君承认,她的心底深受“眷村”文化的影响。所谓眷村,是一个奇特的群体,这里的居民多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军人家庭。而国民党的军人,今天我们也能够了解他们并不是脸谱化的恶人,他们一样有自己的亲人,一样有好人和坏人,说到底,不过是另一群信仰不同的中国人罢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邓丽君,对于这些阿兵哥和他们忠于的那面旗帜是怎样的心态,当可以想象。
其实,写邓丽君和政治的关系时,依然给人一种心中澄净的感觉。因为,和大多数涉及政治的人不同,邓丽君从未利用政治活动捞取什么好处,只是一次一次尽着她从心底认为“爱国”所应当尽的义务。邓丽君之于政治,一如她的歌声一样单纯。只是,歌声可以随心而转,而政治,对于单纯的邓丽君来说,带来的只有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发生在1979年的“护照案”对邓丽君影响很大。当时,很多台湾艺人为了出入境方便都购买一本外国护照,邓丽君也拥有一本印尼护照,本来这已经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却突遭日本出入境管理局驱逐。此事背景复杂,和邓丽君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日本过于走红有极大的关系。这时,日本拒绝她入境,台湾又借口她逾期不归拒绝她回去（此举也可反证邓丽君“特务”身份的有名无实）,大陆以当时的环境又不能去,邓丽君四顾茫然,几乎无家可归。她只好在香港安顿下来,努力发展,而邓丽君当时不懂粤语,其中艰辛可想而知。好在她性格坚韧,终于克服困难重新走上成功之路。这时,台湾方面看重邓丽君的影响,大开绿灯劝她回台,把她作为一张政治牌来打；而日本又因歌迷的压力而一改初衷,请邓丽君回日本发展。
人情冷暖,大概这数年间邓丽君已经体尝遍。此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最终失去了回归大陆故乡的希望,使邓丽君颇受打击,她的身体日益衰弱,而旅居在外的生活只能让这种衰弱愈发严重。
也许,这就叫做魂魄无家。
在邓丽君的最后10年中,家在哪里,实在是很难清楚表达的。
大陆？邓丽君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北京举办一次演唱会—“在露天,买不到票的观众也可以听到。”但是,这个愿望由于政治原因最终未能实现,而这个政治原因,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邓丽君自己的政治立场。1985年,《中国青年报》上就登出了邓丽君的照片和介绍,邓丽君的“粉丝”更是遍布大街小巷,大陆的人们,是很遗憾她没能过来的。
大陆—从未谋面的故乡,邓丽君是因为政治原因自己望而却步了。
台湾？生在台湾,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邓丽君似乎并不太愿意回台湾而宁可在香港、法国等地辗转。有人说这与1979年邓丽君因“护照案”返回台湾时被台湾当局拒绝入境有关。而我的看法是,台湾政治环境的变化,作为“外省人”的邓丽君不可能没有觉察。故园,或已不是当年的故园。
日本呢？那里有无数邓丽君的歌迷,也是她演艺活动最集中的地方。1979年,因为“护照案”,在日本深受欢迎的邓丽君被驱逐,是一次让她很伤心的经历。同时,尽管歌迷们的热爱让邓丽君感动,但那里终究不是自己的故乡。邓丽君在日本的签名,始终不忘用中文来写,虽然,日文中没有“邓”这个字给她带来不少麻烦。
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地。邓丽君只有继续流浪—无论身,还是心,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邓丽君的墓地在台北金宝山。台北的天气阴天居多,但奇怪的是,每到邓丽君的忌辰,往往会是晴天。难道,天也怜惜这个流浪的女儿？
2007年,日本决定为邓丽君摄制纪念性的电视剧,当我看到这部电视剧的名字时,不禁动容。那题目是：《特蕾莎·邓—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一时间,竟有一种莫名的哀愁占据了我的心。邓丽君,你真的知道自己的家是在山的那一边,还是在海的那一边吗？
胡不归去—我能归向何方？
邓丽君的歌,有些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歌中,让人感觉最痛切的,还是她那种对于归宿的渴望和无法归去的忧伤。
从狭义上讲,邓丽君热爱的也许是那个她忠于的“青天白日满地红”,而广义上,她所爱的,更是这片我们共同的土地。
其实,我想说的不是邓丽君的爱国,也不是邓丽君的政治立场,我想说的是—国家被分成了两半,海的这边一半,海的那边一半,却让一个小小的女子来承担这其中的伤痛,这对邓丽君来说是何等的不幸,又是何等的不公。
这已经足够。
忘不了《何日君再来》,忘不了那最后对妈妈的声声呼唤。
也许,对那份清纯温柔的追忆,对那份无助伤痛的同情,也是邓丽君逝去14年后,依然有这样多中国人念着她的原因之一。
邓丽君,孤独的中国女儿,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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