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也许是费雯丽最幸福的一年。2月，一直希望她回归家庭、不大支持她外出演戏的丈夫霍尔曼，终于同意离婚。而她深爱和崇拜的著名戏剧演员劳伦斯·奥利弗也终于离婚。8月30日，两人结婚。
不幸的种子几乎在最幸福的同时埋下。拍摄《乱世佳人》时，美国南方的红土让费雯丽从小衰弱的肺部患上了结核，日后反复发作，并最终让她的寿命停在了53岁。
更糟糕的是，1944年，电影《凯撒与克丽奥佩拉》里，她在寒冬身着薄纱拍埃及艳后的夏日戏，导致流产。这可能诱发了她的第一次躁郁症（狂躁和抑郁交替，中间会有间歇期，间歇期时与常人无异）。在某天的晚饭桌上，她突然对奥利弗歇斯底里大发脾气，之后又完全想不起来这些。
没人能说清这种病来自何处。也许是她内在自我长年的剧烈冲突？她从小被母亲送往一家家刻板的教会学校，总想逃离，却又做不到太离经叛道；她十多岁便定下当演员的人生目标，却早早嫁人生女，丈夫只希望她回归家庭，她不甘心。孩子生下来，她只在日记里写下“生了个女孩”。还有流产、肺病、失眠、战争带来的痛苦，还有一次次忘死投入角色，好像要炼制名剑就得献祭灵魂。
看得见她痛苦的少数人
费雯丽接受了电休克治疗（以一定量电流通过患者头部，导致全身抽搐，使患者产生暂时性休克，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多次陪伴她去接受治疗的凯瑟琳·赫本大概最知道她的痛苦。当费雯丽骤然去世的消息传来，凯瑟琳·赫本说：“谢天谢地。”这也许是一种解脱。
但大部分朋友看到的费雯丽，是一个曾经美化过他们的生活并教会他们热爱生活的人。能看到费雯丽痛苦一面的只有少数人，比如奥利弗。他在自传中写道，他们后来遇到的问题是因为费雯丽的疾病：“尽管她会突然脾气暴躁、沮丧，并且越来越糟糕，但她还是保持了特有的谨慎——一种在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面前掩盖她真实的精神情况的能力，在我面前，她不必如此费心。”
72岁时，奥利弗被记者问起，他曾在费雯丽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她，他回答：“事情可以发展到这个地步，就好比一条救生筏已经不能再上人了。你见死不救，因为这会搞得同归于尽，死一双而不是死一个。”“问题还不仅在于我要活下去。我担心我会杀了她……”
1956年，费雯丽的又一个胎儿夭折了。之后，她犯病的次数越来越多，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她的病总是在与奥利弗关系恶化的时候发作。
她仍做许多事情。比如为了保护戏剧，在上议院违背“礼仪”，抗议拆除英国戏剧发展史中重要的圣詹姆斯剧院。她为此组织游行，甚至得到了丘吉尔给她的一封信，上面写着：“祝您成功，虽然，我作为一个议员不能对您这种扰乱社会治安的做法表示支持。”最终，她失败了。戏剧评论家麦基英·波普说：“现在只剩下回忆了。值得回忆的是费雯丽的英勇斗争。一切热爱圣詹姆斯剧院的人都会以爱戴之情记起丽小姐。由于她的努力，剧院是以战斗的姿态从生活里消失的。”
她晚期扮演的角色不再是郝思嘉那种勇往直前的类型。导演彼德·格伦维尔写道：“后来，费雯丽不得不忍受着日益衰弱的病体和风云多变的命运带给她的一连串打击，她反而成了具有深沉激情和魅力的人物。在这个时期，她向全世界奉献了几个光辉灿烂的作品。我个人认为，在这些年代中，她所着意刻画的女主人公心灵上的创伤和精神苦闷，要比她在青年时代塑造的那些能够支配自己命运和主宰那些围着她转的人们的命运的聪明女人更值得赞美。”
她还保有自己的幽默，比如把演《乱世佳人》所获得的奥斯卡奖放在客厅门后挡门用，演《欲望号街车》获得的奥斯卡奖放在盥洗室里。像电影剧本作家格温·兰伯特认为的，她尖锐的幽默感后面总隐藏着绝望的情绪。
1960年，费雯丽应邀到百老汇演出《复仇天使》。她哭了一整天，不肯上台。大家想，她又要犯病了。她猜到奥利弗要和别人在一起了。7月，她对记者发出声音：“奥利弗夫人声明，劳伦斯爵士提出离婚，以便与琼·普洛瑞特小姐结婚。当然，奥利弗夫人将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即使如此，费雯丽后来依然说：“如果我有可能重新度过自己的生命，那么有两件事我是确信不移的：在青年时代我一定会成为一名演员，而晚些时候我一定会嫁给劳伦斯·奥利弗。必要的话，我自己会向他求婚。我愿意把这一切都重复一遍，只是与拉里（费对奥的爱称）相处的那最后几个月除外。”
德克·博加德（曾获英国电影学院奖，费雯丽生前好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费雯丽给我送来两棵玫瑰。她对我说：‘种花人把第一棵命名为费雯丽，另一棵是给您的，叫‘超级明星’。我开玩笑说：‘这就是说，两棵都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好极了！’她没有作声，眼睛湿润了。突然，她像一只小熊那样把我抱住。我们站在寒冷的花园里，站在静悄悄的玫瑰花丛中，直至她恢复了平静。后来她说，所有的花都应好好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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