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注定不安分，中国北方正闹着轰轰烈烈的义和团，有位老公子哥不得志、很郁闷，冷冷清清地来到南京，打算在这里定居养老。南京这地方从来不适合韬晦养志，任你是个什么人物，灯红酒绿的秦淮河边一住，革命也就基本到头。
这位老公子哥便是散原老人陈三立，说他老，他此时48岁，按照古人标准，确实没多少年折腾了。说公子哥，他是晚清著名的“维新四公子”。两年前戊戌变法，出身名门的四位公子，呼风唤雨何等风光，不曾想风云突变，维新人士成了康梁乱党，“维新四公子”之一的谭嗣同被押往菜市口砍头，其他三位没掉脑袋已算幸运。
“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既然政治不好玩，会丢了身家性命，散原老人开始全心全意地玩文学，玩纯文学。当时的文坛，说白了就是诗坛，小说是标准的俗文学，给下里巴人的老百姓看，士大夫和文人看重的还是有传统的诗歌。谁在诗坛上最牛，谁就能执文坛之牛耳。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将散原老人尊为“及时雨宋江”，一百单八将中排名第一，由此可见其地位之显赫。
要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真犯过什么严重错误的话，就是没把这奖项颁给俄国的托尔斯泰，并且也不知道中国还有个散原老人。毫无疑问，作为诗坛祭酒，作为当时中国文坛最有代表地位的诗人，如果他老人家获奖，不但众望所归，关键还能增加这个文学奖的含金量，毕竟中国传统诗歌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钱锺书的小说《围城》中谈到诗坛，虽调侃，也写出了当时的部分真相。一位叫董斜川的诗人吹嘘自己曾跟散原老人聊过天，说“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认为“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
小说家的话不可以太相信，当不得真，不过玩旧诗，通常倚老卖老，会看不上新诗，新诗人却不得不对前辈表示恭敬。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来中国访问，慕名拜访散原老人，散原老人比泰戈尔大9岁，也算是同时代人。徐志摩屁颠颠地给他们当翻译，免不了一些客套，相互送书，拍照，究竟说了些什么话，有过什么样的文化交流，也不得而知，反正多少有点象征意义，毕竟当时中国和印度最好的两位诗坛大佬见面了，这很不容易。
有人问，既然对散原老人有兴趣，那么他当时住的老房子在哪儿？我想了想，真答不出来。九曲青溪十里秦淮，只知道紧挨青溪河边，取名“散原精舍”。“精舍”二字望文生义，容易让人联想豪宅的精装修，其实是普通住宅。古人称佛教修行者的住处为精舍，散原老人官场失意，避祸南京只为养老，用这两个字十分合适。
那时候，陈寅恪只有10岁，有兄弟5人，最小的登恪刚3岁。散原老人为了儿子的教育，干脆办家学，花银子聘请家庭教师。他身上洋溢着名士气，俨然成了《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饮酒作诗，基本上就是专业作家。科举还没废除，他早已大彻大悟，内心深处先将它给结束了。
有人把清王朝的崩溃，归罪于科举废除，因为读书人失去了奋斗目标，前途变得黯淡了。散原老人也算是有功名的人，举人出身，中过进士。1882年乡试，30岁的他讨厌八股文，竟用散文体写试卷。这是公然冒犯科举，初选就险遭淘汰，幸好遇到一位慧眼识才的考官，重新将他破格录取。
僵硬的科举已失去存在意义，废除不废除都得完蛋。只是他的做法，更像一位纯粹的诗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气质，才能把诗写好，才能做出真正的学问。现成的例子就是陈寅恪，他显然继承其父风范，学贯中西，不知念了多少个第一流大学，学历上可以写上日本弘文学院、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能阅读梵文、巴利文、波斯文、突厥文、西夏文、英文、法文、德文等多种文字，却没有任何正经八百的文凭和学位。
在科举废除的前两年，也就是1903年，散原老人曾担任过南京三江师范的总教习，又称总稽查。三江师范后来改名两江师范，又改名南京高等师范，再改名东南大学及中央大学，最后就是今天的南京大学。因此，说起南大的老校长，似乎不该忘了提一提这位散原老人。不过这也是挂名差事，他显然志不在此，这时候，北京已经有了京师大学堂，各地纷纷效仿，由官方出面办新式学校，官办学校就像官样文章，通常不入诗人的法眼。
散原老人更像是一个文学小圈子里的人物，好在有个争气又充满传奇的儿子，你可能不认识散原老人，但你不会不知道他的儿子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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