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而他这一辈的文艺青年大抵热烈而刻苦——
我没有受教于先生的荣幸，仅得一次拜访，此外是在三四次众人的场合望望他。“文革”前，吴先生初露锋芒，我小时候在美术杂志看见他去西藏的风景写生，但不太听人说起他，更不知他的留法的资历：60年代情势，一切文艺讲革命，他的画风是不被宣传的。“文革”后吴先生声名大噪，因为人人期待新权威，美术界忽然发现我们还有一位正当盛年的留法画家，而他有见解，敢说话。“文革”甫歇，美术评论尚在口齿不清批教条，他就一反唯物论者“内容决定形式”的官式教条，坚称“形式决定内容”，影响至今。
其时吴先生五十多岁，如许多靠边复出的老画家一样，到处请去给宾馆画大画。有一天晚上中央美院请他来给师生做讲演，那时没话筒，他几乎句句叫喊，苏南口音，词语简洁，高声历数十大美学问题，此刻我只记得一条：“美”不是“漂亮”，“漂亮”不是“美”！此前“文革”，哪有人这样子说话呢，我当即“神旺”，心想，这么明白的真理我怎么不知道啊！底下掌声雷动。讲完后，吴先生目光炯炯扣紧自己的左右手，向前平伸——不是武林打手的那种抱拳——对全场每一角落频频致意，好像预备捉牢台下所有人的臂膀，颤动着，摇撼着：我又看得“神旺”，心想，留法前辈到底不同，我怎么不知道这等漂亮激昂的手势呢！
圈子里传他语惊四座的段子，我猜都是真的。譬如90年代为纪念中国美术馆成立多少周年，老少贤集，轮番捧场，待吴先生上去，却说；我们这样的大国，这样的美术馆，我感到可悲！—这“可悲”一词，必要以他的宜兴口音说，音同“苦拜”，且要狠狠的口齿，断然念出来——又譬如新世纪初全国美协主席职位出空，他是无可置疑的前辈，候选大佬之一，结果又说煞风景的话，弄得四座哑然。他说：我要是出任主席，头一件事，美协解散！这“解散”一词的宜兴腔，音同“加塞”，倘若狠狠地念，便十足吴冠中风神了。
初到清华美院那年，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袁运甫先生，还有我，算是开始招收博士生。待吴先生由人扶进来，请他给墙上十几位考生作业评几句，他颤巍巍巡看一遍，毅然说道：“我一个都不招！”“那么，吴先生您看是不是给打个分呀？”他应声叫道：“最高60分！”
我曾有幸见识过几位吴先生的同代人，杭州艺专，北平艺专，多有类似的耿介而强硬，可见民国出道的艺术家大致性情毕露，不看人脸色的，即便后来给整得不像人样子，熬过浩劫，一朝出头，脾性还是在，只是如吴先生这般不改其初，到老一贯，委实少见的。如今吴先生一去，言动周正的角，色们总算松口气：这样地不留情面，给人难堪，实在是时代面前太不识相了：譬如中国的美术还不如非洲，譬如画院应该统统关闭，譬如一百个齐白石不抵一个鲁迅……每出一说，总有若干评家长篇大论结结巴巴反驳他，但他的资格摆在那里，芸芸众家究竟拿他没办法。
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而他这一辈的文艺青年大抵热烈而刻苦。老同学孙景波70年代随吴先生在云南写生，说他画完收工回住地，天天亲手洗画笔。洗笔多烦啊，他却喜滋滋。袁运生先生与吴先生相熟，说“文革”后去他家看画，每一幅竟用报纸小心包好了，藏在柜子里，一幅幅取出，拆开，看过了，又仔细包拢放回去。这样地小心翼翼而善自珍熏，也是一种过时的美德吧，此外的代价，是吴先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大约是10年代末的某次夜谈吧，老人对运生几位说了些归来之后的大不平。翌日清早，竟来敲运生老师的门，神色俨然，再三叮嘱，大意是：昨夜谈话没有录音吧？千万不可外传啊！
原中央工艺美院，今清华美术学院，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是最可骄傲的两位老前辈，一位来自延安，一位去过巴黎。今年一年，他们先后停笔休息了。
以上是我对吴先生的零碎的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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