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跟着家人在一块儿生活，父母、爷爷、奶奶都信佛。逢年过节，都要烧香磕头，家里还有佛教的书籍和佛像。接触多了，自然也就熟悉了。
当时的皖北农村，说书的很多，说书人经常会说到出家人的生活，我就想，长大了能不能我也去出家当和尚，像说书人说的那样，过着惬意的生活，云来雾去，像神仙一般。
父亲当时在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工作，母亲一人在家带着五个孩子务农。我排行老三，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1981年我16岁，过完年之后趁着家人外出的时候，拿了点钱，拿了几件衣服就直奔少林寺。
我从小向往两个地方，一个是五台山，一个是少林寺。我想，我先去少林寺，如果少林寺不收我的话，再去五台山。
几经周折，我找到了当年的住持行正长老。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我想出家，想学武术。那时候，我还真不知道别的理由呢。
老方丈简单地问了一些家庭情况，我对他说，家里人都是烧香、吃斋的。他又问我会干什么？我说农村出来的，什么活都会干，也不怕吃苦。他听了，点点头，说我“很有佛缘”，就同意接收我这个弟子，但要我回家去开介绍信。
家里人当然都反对，父母找来村里很有威望的长辈们对我轮流劝说。可是，终究还是没有说动我，后来父母看我真是铁了心，最终还是答应了。
当年的少林寺，刚经历十年浩劫，曾经的皇家寺院早已风光不再，佛堂破败，僧众离散，香火几乎断绝。许多人以为我当年出家是为了在寺院里能吃饱饭，其实，当时寺院的生活，比起老家差远了，更与我心目中的形象相差甚远。但即便如此，我总能感觉到，少林寺的灵气还在。
我的皈依仪式，是在方丈室后面的立雪亭举行的。
立雪亭，也叫达摩亭，内供木质佛龛，中悬一匾，为清朝乾隆御笔，写有“雪印心珠”四个字。也许是因缘殊胜之故，当时正逢白马寺海法大和尚来少林寺。海法法师做了我的引礼师，行正法师做了我的剃度师。
白马寺是佛教传人中国后修建的第一座寺院，中国两座名寺的住持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举行皈依仪式，很不多见。这不仅是一种缘分，还是一种寄托，对我来说，更是一种责任。在仪式上，行正大和尚正式收我为徒，赐法号永信。
当时那种从未体验过的庄严肃穆，那种对先祖发自内心的崇拜敬仰，至今还记忆犹新。
在寺庙里，我做饭、放牛、种地、挑大粪、当保管……我的勤奋、好学，很快得到了几位老和尚的赞许，更是获得行正住持的喜爱。
在修行的过程中，我慢慢感悟到了自己出家的目的：那就是为了解决生死问题，解决个人何处来何处去的问题。我们就是要通过出家，来验证自己的人生。所以，僧人要看破生死关，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才能够成就大事业，才能够了脱生死，才能解决人生的最根本问题。
所谓“了生”，不是让我们了结人生，而是让我们要明了人生，明了做人一辈子是怎么回事，明了做人的道理。所谓“脱死”，不是说不死，生老病死、成住坏空都是自然现象。佛法要我们不怕死。
除了解决个人的生死问题外，在成为少林寺的住持之后，我还必须考虑整个少林寺的生死问题。当时的少林寺，生存环境艰难，没有山林，没有土地，除了围墙以内的寺院，就剩下围墙以外的28亩山地，而这28亩地根本养活不了少林寺的僧众。
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模式：在当下的现实格局中，如何更有效地弘法利生、光大传承。换句话说，少林寺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哪里？这才是我的着眼点。少林寺是中国当代佛教的个案，少林寺的模式针对的是少林寺，很有典型性。我经常说少林功夫的境界是“身动心不动”，扩而大之，我们谋生的方式不断与时俱进，但少林寺基本生活方式没有变，我们对佛教的信仰日益坚定，因为少林寺的历史和现实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体证到佛陀教法的永恒生命力，这就叫“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让有1500年历史的少林寺在我们手中衰败，那才是对人类的犯罪，更不是我们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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