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倩对自己第一次上班的印象太深了，她没有想到“一步登天”进入中央电视台后，却感到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被迫从零开始。自己根本不懂电视，甚至连什么是编辑机都不懂。办公室里的同事都进进出出、忙这忙那的。自己却像木头一样，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不知所措。在北大四年培养出来的清高，比别人多几倍的自尊甚至傲慢，在新的工作环境里轰然倒塌。
在以后的日子里，董倩还在节目采访中不断遭受挫折。她说：“我是以一种连基础水平都达不到的状态进入每一个栏目的，要踮着脚才能摸到基础水平线。”好不容易有机会采访那些“东方之子”，白岩松采访一个人只需20分钟，但她来来回回却需要两个小时，心里直对台里的摄像感到愧疚。此事之后，她认识到采访要成功省时，必须有驾驭采访的能力。她和白岩松虽不在一个起点上。但终点是一样的，别人不会因为你晚来三四年，就用晚三四年的标准要求你，绝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你把20分钟的采访拉长到两个小时。你既然来了，就应该知道怎么做。
董倩在央视做了一段时间的节目以后，发现观众对她还是不认可，一些同事也失去了最初的热情，不太愿意跟她合作，很多议论接踵而至。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主持的节目观众不爱看，收视率不断下降，这种打击无疑是沉重的。那段时间董倩寝食难安。
1997年的香港回归是件大事，而她当时是个不被人想起的新手，心里很难受。“当别人在前方热火朝天地忙活时，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我在想哪怕你让我帮你们拿架子都行，只要让我参与。但是没有我参与的机会。作为一个记者，大事发生的时候却只能在边上看着，心里会怎么想？”董倩清楚地记得制片人时间曾跟她说：“我看人还没有看走眼的时候，挑主持人向来一挑一个准儿。可是现在你的同事，还有我的上级，都反映你不行，我不能不想是不是我看走眼了。你可别成为我的第一个败笔。”
那次谈话对董倩刺激特别大。董倩说：“今天回想起来，我当时的主要问题在于，当一个主持人不仅要有阅历，有知识，关键还要有自信，而我当时什么都没有，尤其是阅历不够，我老以一种学生的心态面对不同的人。不够自信。”董倩这一次是跌倒在自信上。
董倩第一次做的大型系列片是1998年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系列专访。但采访效果大家普遍反映不好，说她绷着脸、瞪着眼，特别严肃地质问人家，部门领导还特意把董倩叫到办公室，表情严肃地说：“这里有一份关于你的材料，你拿回去好好看看！”一头雾水的董倩接过大信封，忐忑不安地回到办公室，打开材料。原来这是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张颂写的一篇内参，3页纸，就她主持的节目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并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不少非常“尖刻”的批评意见。董倩的这一次跌倒是跌倒在做节目的表情上。
董倩跌得很重，但她努力反思自己，把这份批评材料郑重地贴到办公室旁边的墙上，努力从跌倒的角度看不同的世界。她觉得：“人应该换个角度看批评，人家批评是对我的帮助啊！说明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你不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人。”她总结自己说：“不如张泉灵聪明，不如柴静口才好，不如自岩松深刻。”她从所处的环境中感受到什么是优秀，从同事的身上看到了什么是杰出。她慢慢悟出记者的魂就是提问。为了使自己的提问变得聪明、深刻、妙语连珠，她经常“预习提问”到深夜，还把编导准备的半尺多厚的资料带回家，思考提问角度、提问方法、整理采访提纲、提问思路，从而使她的采访提问水平不断提高。
董倩跌倒时，看到了优秀的人物。看到了杰出的世界，她也逐步走向优秀、走向杰出。现在她成了《面对面》、《新闻1+1》的当家花旦，观众能看到她从容自信、游刃有余地驾驭每一个题目。当初如影随形的自卑和茫然，已经消失殆尽。从跌倒的角度看世界，就能踏上成功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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