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河北省南河县大会塔村的一位农民，家里世代务农。村里人大多没什么文化，祖祖辈辈守着几亩薄田。他的父亲和兄弟都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农忙的时候，腰间扎根稻草就下地了，野驴一样冲过五道梁，淹没在一望无际的稻田中。
7岁那年，村里来了放映队，他扛着木头板凳去打谷场抢位子，泥土"吱吱"从脚板底钻出来，像只活泼的小老鼠。电影开场时，他坐在离银幕最近的地方，两只手支着下颌痴痴地看，光影变幻着不同的颜色，淡蓝的、银绿的、橙黄的，一一从他脸上流淌过。一些东西攀上林梢，在暗夜里开出花来，次递美丽着。电影梦就此生了根，停在那年那月，永远不会老去了。
第二天，他嗫嚅着对父亲说，想上少林寺，学武术。父亲问学了武术干啥啊？他说，像，像成龙、李连杰一样，做电影明星。父亲的巴掌风一样的就扇过来了。
他真的去了少林寺，剃光头，吃素，整整6年，什么都练，刀枪棍棒耍得团团转。他问得最多的就是，有人来拍电影吗？李连杰来吗？他个子是师兄弟中最矮的，他们都笑话他。聚在一起就哂他，哎，拍电影了拍电影了。在他们眼里他就跟傻子没两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来着，毕竟，像李连杰那样的机会，不是每个武僧都有的。
14岁那年，他听伙房的师傅说有不少师兄弟，都在北京做武打替身。他心里的那团火苗呼呼就着了，跪别了方丈，简单收拾了一下，他和几个师兄弟来到了北京。
他后来的经历，和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差不多。站在北影厂门口，和那些农民工一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等待一个可以暂时糊口的做群众演员的机会。剧组给临时演员的报酬少得可怜，有时就管一顿盒饭，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比在老家好，比寺里也好，管饱，还长见识，离自己的梦想又进了一步。
一段时间，他为了填饱肚子，每天都要找剧组开工，一天最多挣50块钱，每个月收入都不固定。和他一起去的师兄弟，很多都不干了，纷纷转行干了别的。走时，他们劝他：兄弟，听哥一句劝，咱的条件就这样了，个子也不高，武术也不好，又没有文化，电影明星？太远了。像我们这样的人，做替身就不错了。
北京深秋的某天，电影学院门口积着厚厚的落叶，街上走着三三两两的行人。他站在凄凄冷风中等啊等，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好一阵，也没见剧务出来领人。旁边正好有一个建筑队的来招工，问他去工地刷墙干不干，刷完15平方给30元钱。他想了想，低头跟着那穿工作服的去了，刷着刷着，眼泪就跟白白的涂料一齐流了下来。他已经24岁了，是该想想以后的出路了。
第二天，躺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他又困又乏，像头卸了磨的驴。刷墙拿到的90元钱，勉强可以维持一天的生计，他准备今天不去北影门口耗了。这时候，隔壁一个熟悉的“武替”来叫他起床，快点快点，他说，今天北影那儿有个著名导演在招演员呢，叫什么《盲井》剧组的。他听说不是武打片，顿时就没了兴趣，摆摆手叫那个“武替”先走。那“武替”也不吭声，一把将他从床上拉了起来，说走吧走吧，好歹也是个机会，都熬了这么久了。
结果，一试镜，李扬导演一下子就被他塌头塌脑的样子吸引。他的眼神，像山风呼啦啦吹过原野，种子坠落地面，干净，单纯，一张纯粹的农民的脸庞。李扬觉得这就是他心目中典型的西北农民工的形象。《盲井》后来拍得很成功，获得了第40届台湾金马奖入围奖、2003年柏林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正是因为这部影片，冯晓刚注意到了他。2005年，他在冯晓刚导演的最卖座的商业电影《天下无贼》中饰演了“傻根”一角，他的名字叫王宝强。
现在的王宝强，已经很像一个电影明星了，有了自己的公司、经纪人、还开了博客，有了自己的粉丝团。也许，有的时候梦想真的离我们很遥远，对于这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穷其一生，不过是在生活中苦苦挣扎。他们一辈子都在抱怨，认为机会的敲门声太轻，他们还来不及开门，就溜走了。而对于有些人，或许，实现梦想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六个字：不抛弃，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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