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早春的一个下午，陈忠实写完《白鹿原》的最后一个字。之后，他对妻子说：“我得给老何写封信，告诉他小说的事，我让他等得太久了。”
陈忠实说的老何，叫何启治，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两人交往已经有20年了。
1973年隆冬，西安奇冷。一天，陈忠实到西安郊区区委开会。散会后，在街道的拐角，他被一个陌生人拦住。那人自我介绍说：“我叫何启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在西安组稿。我读过你刊发在《陕西文艺》上的短篇小说，觉得很有潜力，这个短篇完全可以进行再加工。所以，我想约你写一部长篇小说。”
寒风中，陈忠实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脸惊讶而茫然。那时的他，还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没有任何名气，而且根本没有动过写长篇的念头。于是何启治耐心地鼓励他，激励他要树立信心。“你一定要写长篇，写出来一定要给我发。”临分手时，何启治言辞恳切地说：“别急，你慢慢写，我可以慢慢等!”
自从这次“街头约稿”后，两人就一直联系，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1年后的1984年，陈忠实接待前来陕西组稿的何启治，两人闲聊时，何启治问他：“有长篇写作的考虑没有?”看到陈忠实面有难色，何启治轻松地说：“没关系，你什么时候打算写长篇，记住给我就是了。还是当年那句话，不急，我可以慢慢等!”
再后来的一次两人聚面，又说到长篇小说写作的事。这一次，面对何启治的真诚，陈忠实告诉他，自己有写一本长篇小说的想法。初步计划在三年内完成，在此其间请老何不要催问。何启治用力地握着陈忠实的手，说：“你放心，我充分尊重你的创作，保证不给你带来任何压力和负担。”
此后的几年里，何启治紧关口舌，守约如禁。每次，人民文学m版社的编辑到西安组稿，他都要委托这些编辑给陈忠实带去问候，但再三叮嘱，只是问个好，不要催稿。1991年的初春，何启治带领一班人马到西安与新老作家朋友聚会。见面时，他对陈忠实说：“我没有催稿的意思，你按你的计划写，写完给我打个招呼就行了。”
在何启治“关心”不“催促”的无压力状态下，陈忠实的长篇小说创作十分顺畅，只用了8个月就完成了。其后，和何启治料想中的一样，《白鹿原》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全国，并在1997年12月，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多年以后，陈忠实在一篇回忆创作艰难历程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老何随后来信了，可以想象出他的兴奋和喜悦，为此他等待了几近20年，这对于他来说太长了点。而对于我来说，起码没有使这位益友失望。”而作为组稿人、责任编辑和终审人，何启治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为什么对陈忠实履约践行充满信心时，他这样说：“事实证明，正是我和陈忠实始于1973年的真挚友谊，以及彼此的信任，使他在近二十年后必然会把惊世之作的《白鹿原》交到我的手里，并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
君子之交淡如水，却历久弥坚，绵长不绝。从陈忠实和何启治的话语中，我们能够看出他们之间的信任。正是这份信任，让二十年的约请和履约的君子之谊，创造出了一部恢弘的文学巨作，同时，也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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