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特立独行，遭受非议；也少有像他那样治学，备受称赞，连论敌也不乏褒奖之词。
非议的是他的坏脾气，他桀骜不驯，盛气凌人，遇有不合意的，立即拉下脸来开骂，不管不顾，有的学术会议甚至不敢请他参加，就是怕他弄得人下不了台；称赞的是他的功力非凡。他师从经学大师周予同，专治经学史，这是一门头绪纷繁而又古奥艰深的学问，他凭借严密的思维，流畅的表达，条分缕析，把一团乱麻整理得井井有条，且多有独特的见解。经他编注的古人文选，准确精当，明白晓畅，广受好评。
学业成就了他的声名，也毁了他个人的幸福。他治学之勤奋，实属少见，白天教学，夜间工作，经年累月彻夜不寐，直至早晨才合上眼，休息半日。他自述做学问是自讨苦吃，每有兴会，又兴奋不己，深夜空腹也要自斟自饮，甚至酗酒无度，贬之者视为酒鬼，褒之者誉为酒仙，日积月累伤害了身体。
他的前妻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也是学业有成的数学家，可是强强联合，难免不会针尖对麦芒。在居家生活中，两人都忙于学业，不及他顾，总要吃饭吧?
谁也不愿起身动手，结果呢，谁耐得住饥饿，谁就是胜利者!这样的婚姻又怎能不走到尽头?
在大学时他们本是一对身材高佻，面目姣好的金童玉女，是人见人羡的绝配，又有两个可爱的儿女，那该多么美满!
然而婚姻终于被岁月消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前妻出国深造，感情己有裂痕，他托我买一火腿请人捎给她，为了这火腿，一再嘱咐，什么品牌、规格、包装等等，叮咛复叮咛，大大咧咧的他，竟然也会这样婆婆妈妈!这使我意外，也由此感受到他对妻子的款款情意，如此佳偶又何以不能相守白头?难道沉醉于学问的人，是如此不通人事?
对此我只有叹息!后来他终于找到现在的妻子，在家庭生活上画了圆满的句号，这是他的幸运。
他的骂人有时是怪怪的，使人不可捉摸。一次他对王元化说:“你当上海宣传部长三年，一事无成。”这是指责吗?
是，也不是。接着又说，一上任，便遭遇反对精神污染，连自己都差点成了反面教员，怎能再有建树?
不过有一件事没做，没有主动整过一个知识分子。还有一次他和我一见面，劈头来一句:“你怎么去抢文学家的饭碗，一个历史还不够你搞的!”我一怔，才明白这是指我写了些散文，这句话是对我批评还是表扬?不明白。他就是这样，好话当作坏话说，坏话更要使劲向坏处说。
他的骂人，有时也带来一些麻烦，不仅到处树敌，有人还扬言要控告他。这是因为他说孔子是私生子，孔子家系自东汉孔融之后就已混乱，孔子后世70多代，到底有多少孔子的真血缘?早就断档了!这引起孔子后裔的不满，50多人联名写信要告他侮辱先圣。对孔子血脉一说，虽不中听，可也没有什么不妥，据新华社2010年2月7日报道，最新科学研究发现，当今中国实际上已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汉人已与其他民族融合，经现代生物学的检测，汉族已不再具备专有的DNA。
连当今中国人已不再有纯汉族的血统，现代孔子后裔怎能拥有二千多年前孔子的纯血脉?要说是后人也只能是文化传承。当初他说这话并不知道后来这一结论，与孔子后裔也无怨无仇，为什么要甘犯众怒，出此言说，为的是坚持真知，这就是他治学的风骨。
当然，他的骂人也有失之偏颇之处，尤其对国学和国学院，用语之尖刻，出言之不逊，使人难以承受，国学不是“学”吗?既为之学，不妨多元多议，岂能以骂压人?有时他骂得太出格了，被骂的也就一笑置之，这才是高人之态，相比之下，他反而显得偏狭。
他这样的不近人情，有时也对着自己。他是国内外的着名学者，佳作迭出，可很少能申请到国内社会科学基金的补助。因为凡是申请者都需要填写一叠申请表，说明课题的主题、内容、价值、作用和意义等等，申请人往往为此费尽心机，有的还组成团队反复论证，以期获得通过。而他在课题有何作用这一栏，写出的竟是“无用”两字!
在实用主义横行的今朝，这又怎么能通过？!他不是不知道这一后果，为什么还要顶风而上?是他的信念!
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是民族的记忆，社会科学的基础，学术上有价值的并非都能有用于今天，这是专家学者心知肚明的事，然而掌控基金大权的学官们，有几人能坚持这一学理?他又是这样不配合、不识相，基金哪有他的份!
他的骂人和不识时务，既有性格因素，也有文化渊源。当他口出狂言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话会出于一个白面书生，江南才子之口，细察之下，方知这是魏晋狂士之遗风。在治学中他自称，最喜欢的是庄子，可他不书一言；着力写的是他疑惑的东西，力求以研究澄清自己的疑虑，并晓之于众。质疑、解惑、求知，这是他治学的境界，学问做到这一步，才可谓真正的科学精神，唯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创造性的研究。有个学生送给他一幅对联:“毒眼看世界，辣手做文章。”形象地概括了他的为人和治学风格。岂不知，他的为人与做学问如出一辙，把学问当作人生，若痴若迷，以致学问与人生混沌不分，做学问不妨处处质疑，为人处世哪能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难以与人共事？然而这就是他!性格使然。
我们这一代人都成长在舆论一律、思想一律的时代，都已习惯相似相近的人事，凡有出格者都视为异类，甚至加以排斥。坐井观天看人，将人看成一种模式，这已成为思维定势。殊不知，这世界上山川日月，斗换星移，天地之间最为多姿多彩的是人，是人的面目、性格、心理和情感，在人群的汪洋大海中，你能找出两个面目一模一样的人吗?
除非是双胞胎，13亿人口就有13亿模样，岂能以有限的个性模式来评论最复杂的人!
古往今来，凡是高才俊逸之士往往有与众不同的性格或怪僻，庄子的狂放、嵇康的怪异、李贽的反叛、袁枚的荒诞，直至民国的章太炎、辜鸿铭等等，种种毛病可以找出一罗筐，可都不妨碍在学术上作出杰出的贡献。这样的人也许就在你的身前身后，请理解这样的个性，像谅解前人一样，宽容身边的人吧。
虽然他常有出口伤人之处，但为人还是有底线的。文革前夕他是上海写作组“罗思鼎”的成员，我也被借调到中宣部参加拟定“二月提纲”的工作。上海和北京这两个阵地，被视为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次他来我家，一进门就趾高气扬地宣告:“现在我们可是对手了!”我淡淡地回他一句:“这有关系吗?”他哈哈一笑:“当然，没关系。”我们避开彼此的工作，相谈一如既往。不久文革开始了，以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为号角，在全国掀起批倒一切的风暴，北京的“二月提纲”被认为是包庇吴晗，成为众矢之的，然而任凭狂风暴雨铺天盖地，我和他之间风平浪静，他更没有落井下石。在儿子打倒老子，妻子揭发丈夫，人人发狂的年代，有这点操守，也是不容易的。
如今他已驾鹤西去，对他缅怀最深的除了亲人就是他的学生。他有独立的思想，出色的口才，学生都爱听他的课，拥有众多的粉丝。经他教诲的学生，几乎众口一词称赞他这样的老师。多年来他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出了名的严厉，他能将学生的作业改掉三分之二，从不手软。对学生他注重的是基础训练和独立思考精神的培养，他曾拟出一百个文史试题，让学生任意挑选一个，写出1000字的文章，再依据文章逐个对学生面试，不惜化费大量时间，对学生精心培育。在他癌症晚期，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三楼，亲自为学生授课，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已承诺的书稿尚未完成。他就是这样一个为学业而生，为学业而狂，为学业而死的人。学术界有了他多了一分热闹，少了他却有了一分寂寞。
他的离去给朋友留下不尽的思念。与他唇枪舌战对阵多年的王春瑜也称赞他的学问功底，在他病危时多次想与他通活，以表白对他的关切，又对我说:“他目空一切，骂了许多人，可对你一直是很好的。”是的，他对我不错，也只是没有被他骂而已。其实，他对女学人一向是很尊重的，你若与他同行，同进一个门，他必定停顿一下让你先行，彬彬有礼。
如今他已走出人世，走进天国，阴阳两隔，再也回不来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又有西方绅士的风貌，这两者相互矛盾而又奇妙地结合一起，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另类，这就是他——我的老同学，朱维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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