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在科尔沁草原上长大，可惜从来没骑过马。
从没骑马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住在县城里，没马可骑；二是从打记事起耳朵听的全是烈马拖死骑手的故事，害怕。
后来走南闯北，远离了故乡，在云南入伍，到京城定居，与自行车形影不离，与骏马则成为遥远的思念。
不过要说骑马的经历从未有过，也不准确。北京有一处叫做十渡的风景点，可以骑马照相，若干年前我骑上马背，留下过气概不凡的英雄姿态，那一次是一匹枣红马，站在十渡的河滩上，感觉不坏；还有一次是远在甘肃，在“西出阳关”的典故源头，背景是坍塌的烽火台，以及无尽的大漠戈壁滩，我骑在一匹白马上，不但照了相，还走了几十米，感觉仍然不坏。
再往历史的纵深处追寻我的骑马史，就是母亲的叙说了：在母亲怀着我时的某一次骑马，马惊人落，那马踏在母亲胸口上，蹄子若踏下二寸，我可能早就不会坐在这里写什么关于落马的文字了。当时我七个月，虽未来到这个美好的世界，但按照人道主义及人权主义的解释，我已具有一个人的权利，故而我骑马的历史已有四十四年，落马的历史与其同步。
最近的一次骑马是1995年8月26日，落马亦在此时。地点在故乡科尔沁草原，著名的风景点大青沟。
我们一行五人，上有老，下有小，老者为我的父执辈、原哲盟文化处长赵长青，他写过大青沟的四季散文，我称他为“大青沟沟主”。小者为蒙古族女诗人白晶，加上少壮派乌力吉，一位武警驾驶员、英俊的蒙族小伙子，《天骄》副主编、小说家杨文环。我们深入沟底没多远，便不肯再走，坐在一处林间空地上聊天，继而野餐。赵长青叔叔聊的是自己14岁时遇到苏联红军（俗称“老毛子”）的惊险故事，我谈的则是不久前走访台湾金门的趣闻，一历史，一现实，加上滋味醇厚的“大青沟”牌白酒，落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出得大青沟，只见三五成群的蒙古马，马旁有女骑手执缰，大声且热情地邀你骑乘。趁酒兴骑上一匹栗色马，马主人、一位东北口音的农村妇女递过马鞭，说她这马可听话了，“大叔你慢慢骑—”“大叔”叫得真亲切，透着乡情野趣。乌力吉早已扬鞭，他骑术精当，一看就是好把式；白晶也骑上一匹红马，她虽为蒙古人，却也是首次骑马，那马竟不肯走，俗称“欺生”；杨文环与赵长青叔叔不肯上马，只在一旁欣赏。我骑了三圈，感觉尚好，只是身体与马的动作协调不起来，有颠簸之感。
栗色马突然停住，前面是白晶和她的马，我挥起马鞭，替白晶赶马；我的马竟猛然一蹿，继而一停，我失去重心，一下子从马脖子上滚落。由于右脚插入马镫过深，急切间抽不出腿，于是只好用力抱住马脖子，死活不敢松手—刹那间我只看到马的温和的长脸，我从没有这样近距离地仰视过一匹马的脸！我相信此时我的眼睛里一定充满了绝望。只要栗色马向前跑一步，我肯定抱不住它的脖颈，马蹄定然会踏过我的胸膛，此时我仿佛已经感觉到了那马蹄子的坚硬与沉重……
然而栗色马一动也不动，四只蹄子稳稳地钉在草地上。我的满口酒气喷了它一脸，它亲切而温和地忍耐着，我敢肯定这是一匹有灵气的马儿，它知道每逢有这粗鲁而古怪的气味飘来时，骑手大多会出现落马的结果，它见怪不怪，浑似一位草原上的哲人智者。而且我相信如果这匹马会说话，一定会向我建议道：“您允许我学习笨骆驼的卧倒方式，让您安全着陆吗？！”
三天前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看电影，张瑜主演的《太阳有耳》，最后一幕就是女主角骑在一匹骏马上，把自己那位土匪兼军阀的情人活活拖死，那男主角的一只右脚插在马镫子里，至死也没有解脱。
我的落马，却有惊无险。全怪那一瓶“大青沟”酒。
平生第一次落马，落在故乡的草原上。一次眩晕而独特的跌落，恐惧混杂着惶惑甚至几分羞愧的挣扎，更难忘的，是那匹温驯而知趣的栗色马。
我错就错在不该举起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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