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宇文泰大11岁的高欢，显然更急于战胜对手，于是有了著名的“玉壁大战”。玉壁在今山西稷山的西南部，地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高欢此次进犯，宇文泰没有率军救援，因他深信玉壁城池坚固，守将韦孝宽才能出众。果然双方激战70余日，东魏损失了7万人马，也没能拔下这颗钉子。从玉壁回师的第二年，高欢病重去世。
这几次“两魏战争”，东魏败多胜少，但不妨碍宇文泰钦佩高欢。高欢之子高洋废掉东魏皇帝，建立北齐后，宇文泰亲率大军来攻。高洋也不含糊，当即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宇文泰仔细探听了北齐军的军容、部署，长叹：“高欢不死矣。”撤兵西归。几年后，西魏也被宇文泰的后人篡位，改为北周。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所灭。
司马光、王安石、苏轼：
政见分歧背后的真友谊
文人与武将一样，也常常“相爱相杀”。过了乱世，就是文人的升平天下。在那场著名的“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王安石成了政敌，苏轼则因坚持自己的独立看法，以至被两拨人同时排斥。3个人治国主张不同，朝堂上免不了磕磕碰碰，但这不妨碍他们的私交。当苏轼因反对新法而被罗织罪名，身陷“乌台诗案”时，已经罢相的王安石还上书质问：“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王安石谪居金陵，与路过此地的苏轼相遇。《西清诗话》说，两人结伴出行，谈论文字、品味禅学。王安石钦佩苏轼的才学，叹息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对王诗也不吝赞美，称千年以来，“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王安石听后哈哈大笑，生出知己之慨。《墨庄漫录》还说，宋神宗曾赐王安石一个治头痛的大内秘方，王安石也在金陵时传给了苏轼。
至于王安石与司马光，教科书上说他们一个是改革派，一个是保守派，仿佛是什么不共戴天的仇人。其实很早的时候，司马光即欣赏王安石，说：“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矣！”把王安石看做是安定天下的人物。后来两人成为政敌，也没说老死不相往来。司马光在劝谏王安石的《与王介甫书》中，尚说他们“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
司马光曾给一个反对新法的朋友写墓志铭，其中不免有讽刺新法坑害百姓的句子。有好事之徒把这个墓志铭抄给王安石看，谁知王安石看了文章后，竟称赞道：“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如此雅量，自非宵小所能理解。
正如时人说的那样：“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
武田信玄、上杉谦信：
君子间的“龙虎斗”
历史上的“相爱相杀”当然不是中国所独有。在日本战国时代，在尔虞我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环境下，出了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的“君子之争”。
上杉谦信与武田信玄相差9岁，一个是“越后之龙”，一个是“甲斐之虎”。两国相邻，如欲争霸天下，就必须先干掉对手。与高欢、宇文泰一样，这对日本双雄也多次交手，亦即是5次“川中岛合战”。
在所有的交手中，以第四次最为惨烈。武田信玄使用“啄木鸟战法”—啄木鸟用喙敲打与虫洞相反的方向，虫子受惊，就会自己爬出来。武田信玄企图袭击越后国设在西条山上的指挥部，然后在川中岛埋伏大军，夹击被赶下山的上杉谦信。上杉谦信可不是虫子，他早看破了对手的图谋。于是趁着夜色悄悄撤出越后大军，而在西条山上保留营盘、篝火，制造一如平常的假象。
天亮之时，上杉谦信率大军从天而降，出现在武田信玄面前。越后军的突然袭击杀得甲斐军人仰马翻。上杉谦信一马当先，带着12员猛将直取武田信玄。武田信玄措手不及，只好拿团扇格挡，一下就挨了两刀。大将们拼死相救，武田信玄才侥幸活命。上杉谦信为此悔恨终生，自称若带有长枪，一定能杀死对手。
在长达11年的较量中，这两人谁也没能吃掉对方，由“相杀”生出“相爱”。武田信玄临终前告诉儿子：“汝当慎动刀兵，以免亡国。我死后，上杉谦信独存天下，汝宜拜托乞援以保疆土。彼一旦受托，必不犯我矣。”武田信玄的死讯传来，上杉谦信极为悲痛，当即命人吊唁。有人建议趁甲斐国丧，消灭武田家。上杉谦信不以为然，道：“乘人之危之举，不齿为之。”一直到他去世，再没为难过武田家。
毫无疑问，上面这些“相爱相杀”故事里的主人公，无论中外、文武，都是才能与人品“双修”的英雄。然而，英雄总是悲剧的，他们无法做到不择手段。如果陆抗在给羊祜的酒里下毒，上杉谦信趁武田信玄亡故出兵攻打，历史或许会被改写，然而，也许只有这样双方均为君子的对手才能让历史变得厚重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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