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记得初中一年级下学期那个六月的下午，语文老师拿着一摞批改好的作文走进教室，例行公事地将所有得到“优”的同学的名字念了一遍。她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坐在我身后的一个胖乎乎的男生，姑且叫他八戒吧。八戒从来没有在语文课上得到过这种殊荣，难免很兴奋，这种亢奋的状态让他激动地在后面扭来扭去，笑逐颜开。直到语文老师把所有的名字念完，叹口气说：八戒，我是按照“优”中从差到好的顺序念的，你能平静一下吗？
后来每次他在我背后揪我辫子的时候，我都会转过去平静地对他说“八戒你能平静一下吗”。
语文老师打击完了八戒，就开始讲课，大家齐声背诵课文。琅琅背诵声中她走到我的旁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写得不错，不过以后别想这么多了。
14岁的我第一次被人评价为“想太多”——我的确算是个心智有点早熟的姑娘，但是小学老师的评价往往是“心眼太多，心计深”。
小学老师们不喜欢孩子有想法。他们无法区分善良的想法和恶毒的想法，粗暴地将所有的想法归为同一个贬义词，叫作心计。
就像是洪水开了闸。“想太多”这个评价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之后就伴随了我十年多。每当我开始讲话，讲到对方无法回应，他们就会说，别想太多。
想太多是我存在的主要特征。这种劝慰就是对我徒劳的抹杀。
语文老师这个冷冰冰的女人有着很多恶趣味，那个六月她出的作文题目也很奇怪，“请谈一谈你升入初中以来的感受”。
她说，一个随便的题目，你们就随便写吧。
所以这一次的作文我没有选择用张海迪和司马迁这些人在卷面上码白菜。
那篇作文，我写了另一个女生。
小学时候我是一个有些像詹燕飞的人，很风光，但并不跋扈。
小学同学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和我进入了同一所就近的初中，另一半往往择校去了更好的学校。刚入学时，我依旧能够成为大家的焦点，第一次期中考试前，其他所有人都说我一定能考第一名。《你好，旧时光》的读者应该还记得凌翔茜同学被“你一定能考第一名”这句话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心情——其实对真实的二熊而言，这句话的威力是在我考砸了之后才显现出来的。
第一名是一个我以前没有留意过的姑娘，嗯，叫她红球鞋好了，因为她穿着红球鞋走过我桌子边轻轻地敲了敲桌子朝我轻蔑一笑的样子，我真是忘不了。
《你好，旧时光》里面，余周周曾经对陈桉说，她羡慕《灌篮高手》里面的家伙们敢说我要打败你，她说敢挑战的才是青春。
余周周说错了。我们每个人都接受过来自他人的挑战，或者光明磊落，或者阴暗无声。我的青春和樱木花道他们的青春不同的是，无论是宣战的一方还是应战的一方，都无法学会光明正大——我们的挑战充满了敌意。然后在生活的打磨中，我们学会掩饰敌意，却学不会堂堂正正地迎战，大大方方地享受胜利或接受失败。
这才是区别所在。
就像我和红球鞋之间持续了三年的战争。
这三年中，我只有第一次期中考试输掉了。
之后的每一次考试，我都赌气一样看着成绩单，发誓一定要压对方一头。不仅仅是名次上的领先，还要在分数上拉大差距。
也许只是因为第一次失利之后，对方在我面前的种种炫耀和鄙夷，让我咽不下这口气。
一口气咽三年。
你可以说尖子生内心阴暗行为变态，然而那样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逼仄氛围中，有人比男友，有人比衣服，有人比文具，有人只能比成绩。
我们都是缺乏坚定内心的人。教育也忘记要教会我们如何寻找自我。
所以我们在比较中找到自己在世界的坐标。
比A好一点，比B差一点，喏，这就是我。
那些小小的竞争手段无师自通。
课堂发言，黑板前解题，练习卷的速度和准确率……
在对方走到我桌前的时候轻轻掩上自己精心淘来的练习册的封面，绝不会让对方瞄到一眼。
即使体育课不小心坐到身边，两个人也保持目不斜视。
你可以说我幼稚。
有很多姑娘小伙子说我写的小说让他们很有共鸣。我想也许这种共鸣来自，我终于学会了直面自己当年的幼稚、虚伪和自以为是。
十几岁的虚荣，十几岁的心气，十几岁的战争。
攘外必先安内。班级里的名次稳定之后，就开始在学年榜单上厮杀比拼，仿佛平定了内战之后迅速地开始向敌国开炮。
那时候我心里开始有了一种小小的优越感。
看着她，用目光告诉她，我们早就不在同一个世界了，你意识到了吗？
然而我并不是一个具有什么王者风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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