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看着电视，不无感慨地说：“你看，伴舞的那几个女孩多没意思啊。舞台上，聚光灯都在歌手身上，她们连个脸部镜头都没给。完了之后，她们下了台，掌声、名声都是歌手的，她们什么都得不到。”
“年纪轻轻的，干点别的不好吗？干这个，一点也不体面，真的没价值。”朋友依然喋喋不休。
我說：“她们活得好不好，有没有价值，其实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任何旁人说了都不算。”
“那谁说了算？她们自己？”朋友揶揄。
“我觉得，她们也不用说。只要这些女孩子们活得高兴快乐，就是有价值。”我哈哈笑。
是的，一个人，若自己活得热气腾腾，就会光芒万丈。哪里非要分什么主角配角，又岂可用有价值无价值来评判？
想起村里的一个人，年轻时候跟着走村串乡的小剧团跑，说要跟着学唱戏。人家问他会什么，他说会打对镲。人家说，剧团不需要打对镲的。他不灰心，剧团到哪个村去，他就跟着去。后来，剧团没办法，收留了他。偶尔也让他打打对镲，他格外珍惜。
再后来，小剧团解散，县剧团收留了他，他成了正式打镲的人。他对鼓点节奏把握得特别好，对镲也打得响亮。团长很欣赏他，说，打对镲虽然简单，但很重要，打不好就会出洋相。他听了团长的话，就打得格外用心，格外卖力。
后来，县剧团也解散了，他以为自己混到头了，收拾着回家。哪料到，省级交响乐团聘用了他。原因只一个，人认真，镲打得一丝不苟。在乐团里，有时候一场交响乐下来，两三个小时，打镲也不过只需要两三次。但就为了这两三次，他凝神屏气，全神贯注，随节拍行进在音乐中，从来不敢有半点怠慢。
即便这样，他却很知足。“我娘知道我在省城上班，成天在乡亲们面前夸我。她说，我儿子就打几下对镲，一个月好几千块钱哩！”就是为了让娘高兴，也要好好干，他说起这事来，也一脸骄傲。
你瞧，自己愿干，老娘高兴，就是价值。
我常去游泳的地方，有几个小伙子，二十岁左右的样子，职业是救生员。他们隔一段时间就从高高的凳上走下来，把大家随意脱在泳池边的拖鞋摆放整齐。红的女拖一排，蓝的男拖一排。有时候红的跑到蓝的阵营里，蓝的跑到红的阵营里，几个小伙子就把它们“揪”出来，再认真地摆好，仿佛要把这些拖鞋驯服一样。
有时候，泳池的某个边沿上，只有一双拖鞋，他们也绝不妥协。有一次，我亲见某“泳士”从卫生间出来，鞋几乎是从脚上甩出来的——纵身一跃，一具身体已没入水中。很快，几个小伙子中的一位便急急地赶过来，像摆放艺术品一样，把两只鞋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就像是某种“癖”——他们见不得鞋不规矩。
我们很受用。游几圈下来，聚在一起歇息的时候，总是感慨说，这里的服务真周到。其实，所谓周到，就是这样一些闪着光的细节。譬如，把一双拖鞋摆放得整整齐齐。譬如，游完泳之后，淋浴的地方，收拾得始终看不见一根头发。
受用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同城的另一家泳池开张了，我们并不打算换过去，虽然据说那家的条件很好，价格也适中。说到底，这里有几个做事一丝不苟的小伙子，有许多让人不舍离去的熨帖。
媒体上看到一个家政女工，一周7天要有6天睡在富人家里。她帮雇主家看孩子，给孩子喂奶，住最好的房子，睡几万块钱的床。屋内装饰豪华，室温一年四季控制在26度左右，每天的饭菜基本上都是美味珍馐。雇主家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卫生间就有12个。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女工跟雇主相比，收入相差很大。因此，她跟女儿去德克士吃一次汉堡，还要为花去几十块钱而心疼。然而，女工并没有怨天尤人，她就靠在北京打工挣的钱，供老家的两个女儿上学，而大女儿已经考上了上海的大学。
也许，在这个家政女工看来，她并不觉得她比那些曾经伺候过的雇主差。一个穷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子女成龙成凤，就是了不起的成功。
话题再回到文章的开头。那位朋友差不多也混到了类似雇主的角色上，趁很多钱，有钱就气粗。于是，也就居高临下，看哪儿都不顺他的眼。那一刻，他一定不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宠儿，他觉得他就是上帝。
他也不过仅是物质世界的一个配角，只是，患上了指手画脚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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