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湖南宁远县住着一个叫匡诚的人，匡诚没有儿子，为将来养老计，就从當地的陈家收养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匡学义。但后来，匡诚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匡学礼，就给了匡学义八亩地让他回归了本族。又过了些年，匡学礼患了重病，就送给匡学义八亩地，请他对自己家的事多加关照。后来，匡学礼病故，留下了二百多亩田产。匡学礼的妻子李氏不识字，就让能识文断字的匡学义帮助打理田产。这样前后经过了十七年，在李氏的辛苦努力下，家里的田产又增加了一百多亩。
话说有一天，某人要买李氏的一块田产，恰好匡学义外出了，李氏就找了一个邻居帮着查检地契，结果发现地契上写着“田产是李氏和匡学义一人出资一半购买的”！李氏大为惊讶，这怎么可能呢？匡学义只是帮忙，并没有出钱购买田产啊！连忙把所有的地契都找出来，结果发现所有的地契都是这么写的。这样一来，李氏就有口难辩了，因为这就意味着李氏所有的田产将来都得分一半给匡学义。匡学义回来后，李氏便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可匡学义一口咬定所有田产都是两人共同出资购买的。无奈之下，李氏只好以欺诈田产为由将匡学义告到了官府。县令认真审理了此案，最后认定所有田产确实是两人共有的，因为地契上写得清清楚楚；李氏不服，又不断上告，但告来告去，各级官府都根据地契上的文字判定田产归李氏及匡学义共同所有……
乾隆五十二年，宁远知县调走，汪辉祖成为新任宁远知县。这时，李氏又来告状，汪辉祖认真审阅了案卷，判断这的确是一起欺诈田产的案件。可是，因为李氏不识字、所有地契都是由匡学义一手经办的，所以，如果依法断案的话，只能判定匡学义胜诉。汪辉祖是个极为负责任的官员，真心想为李氏主持公道，想帮助李氏把田产夺回来，就苦思冥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有一天，汪辉祖将李氏及匡学义传到堂上，开始审理这个案子。双方各自陈述之后，匡学义要求按照地契上所写认定田产的归属，汪辉祖便依据地契上所记载的证据判田产各自拥有一半。李氏当然不同意，再三哀求汪辉祖分清是非，并在堂上大哭大闹，汪辉祖便装出生气的样子将李氏赶了出去。然后，汪辉祖与匡学义开始聊家常，不停地夸匡学义善于经营、治家有方，匡学义也十分得意，便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汪辉祖看匡学义面露得意之色，就突然问他：“你家现在一共有多少田产？”匡学义回答道：“一共十三亩。”汪辉祖又问一年能收多少粮食，匡学义答道：“可收稻谷三十一石、米十六石。”汪辉祖又问：“听说你家有七口人，都能帮你做活吗？”匡学义回答：“不是，只有十八岁的大儿子能帮我做点儿活。”汪辉祖又问：“这么说来，你种地所得，交了军粮后，余下的不过十四五石米，你要赡养六口之家，不容易啊！”匡学义说：“是啊，日子过得是清苦一些。”汪辉祖便问：“那么，你哪来的余钱与李氏一起买田产呢？买了那么多田产，即使是出资一半，也是个很大的数目啊！看来，你的钱肯定是偷来的了！”说罢，立即站起身，把事先准备好的历年来失窃案的卷宗拿了过来，拍案大怒道：“你老实交代，这些案子是不是你干的？”匡学义吓得大惊失色，跪地叩头说：“大人，我是守法良民，从来没干过偷窃之事啊！”汪辉祖故意愤怒地说：“还敢狡辩！如果没偷盗，你用来购买田产的钱是哪来的？”匡学义吓得面如土色，说：“大人，实不相瞒，买田产的钱全是李氏出的，我只是在地契上作假写成与她‘同买’，想等她过世后与她儿子争田产……”有了匡学义的交代，汪辉祖便重新审理了此案，命人涂掉了地契上的匡学义的名字，将所有田产都判归李氏所有。一件十分棘手的案子就这样解决了。
这是《病榻梦痕录》一书中记载的一个案例。此案并不复杂，只要思维正常的官员，稍加思索，就能看得出这是一桩欺诈田产案。汪辉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不拘泥于僵化的审案程序，而是以闲聊的方式使匡学义放松了警惕，套出了他家每年种田所得的数目，然后指出匡学义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的嫌疑，恐吓他要把他当小偷抓起来，结果匡学义当场崩溃，为了洗脱自己的“小偷”罪名，主动交代了在地契上做假欺诈田产的事实，从而使案情真相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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