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林俊德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一个偏僻山村。他家中一贫如洗，刚上完小学就辍學了。之后，他才靠着政府的资助念完了初中，又上了高中。虽然家庭贫困，但他勤奋好学，终于在17岁时考上了浙江大学机械系，而读大学的费用依旧是国家资助的。自从那时，他就默默地下定决心将来要为国家的富强而努力。
从浙大机械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防科委下属某研究所，后来担任首颗原子弹冲击波机测仪器研制小组组长。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且危险系数很高的工作，但他不曾退缩，而是迎难而上。那时中国的核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资料很少，为了掌握好相关资料，每次进行爆炸性的实验，他都会亲临现场指挥操作，而且尽可能地离炸药近一点。
这一干就是四十年，他也由一名研究爆炸力学的核工程师成为中国核研究的主力军之一。那是一次在野外的核实验，等了好久炸药都没响，他用对讲机冲其他人大声喊：“你们都不要动，我来弄。”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不顾个人安危，直接走向放射性非常强烈的核试验区，纷纷阻拦，而林俊德却厉声喝道：“你们没有经验，很难把握住火候，听我的命令，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快到炸药放置点时，他还是不放心，再次回头对跟在后面的人说，趴下，不要抬头，等自己上去排除了险情，方松了口气，让后面的人继续完成实验。
他是搞核试验的，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干好这一行，一是不能怕苦，二是要不怕死。像这种危险系数高、难度大的实验，他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而每一次林俊德都要最先通过自己的检测，确定没问题后才放心交给身边的学生或工作人员操作完成。
圈内人都知道，他还有一个外号是“学习狂”和“工作狂”，他一年只休息三天：大年初一、初二、初三。即使年纪上了七十，在他的日程表里，搞研究、做实验、带学生几乎还是占去所有时间。他善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他们个个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为中国的核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011年，73岁的他，由于拍摄实验现场太专注，被绊倒在地，膝盖和脸部都被蹭伤，让他包扎一下，他却笑着说没事没事，拍了拍灰尘继续工作。你可千万别以为他是在故意逞强，在林老先生的眼里，再没有比研究核事业让他更觉得有意义和感兴趣的事了，即使在癌症晚期，他仍以超常的意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知悉自己的病情以后，他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恐惧退缩，而是非常坦然地面对，并很认真地问主治医生：“做手术和化疗以后能不能工作？”医生回答很干脆：“不能，绝对不能！”于是他非常果断地要求放弃治疗。自从知道父亲的病情以后，儿女们天天轮流守护着，并想方设法劝说父亲听从医生的建议，积极配合治疗。可他仍固执己见，一副将军威严下命令的样子：“既然重症监护室不能工作，那就搬到普通病房。”这时候理解他的莫过于自己的老伴，她最了解自己的丈夫，只要是他决定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于是，语重心长地对儿女们说：“孩子们，尊重你爸的意见，这样他心里会好受些。”在病房工作间歇，林俊德休息也要坐着，生怕一躺下就起不来了。
他希望活得有质量，即使到了生命的尽头，也不听任何人的劝，只觉得自己现在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手术。他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输液管、导流管、减压管，有时还有从鼻腔直通到胃里的三米长导管……最多的时候他身上插着十多根管子。即便是这个样子，他仍坐在临时搬进病房的办公桌前，对着笔记本电脑，一下一下挪动着鼠标，每挪一下，都牵动着身旁的人的心。
就在去世前几天，他仍在给学生的论文写评阅意见，虽然手抖得厉害，但字迹工整，没有一丝潦草。
他走的那天，非常安详。先生是幸福和满足的，一辈子干着他喜欢的事业，而他至死不渝，始终保持着对党和国家的赤子之爱，深深感动和影响着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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