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族将领阿史那·社尔和汉族将领郭孝恪，都是大唐初期的名将，不仅政绩斐然，而且都在西域立有赫赫战功，可是，这两位功臣的身后待遇却截然相反：社尔得到陪葬唐太宗昭陵的殊荣，而郭孝恪死后差点被夺官职。若分析其中原由，不得不从两人的品性说起。
阿史那·社尔是突厥部王族，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投奔大唐。阿史那·社尔不仅骁勇善战，还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行——廉慎。早年他在突厥统领部落时，就深受百姓爱戴。有人劝他干嘛不趁当权多捞钱，也好自己发财享用。但社尔回答：“部落既丰，于我便足。”——各部落富裕了，听命于突厥，我就满足了，还有什么所求？
投奔大唐后，不论是国家情况，还是个人待遇都非以往所可比，但社尔依旧保持清廉品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社尔担任河道行军总管，平定高昌。高昌是连结中原与西域的枢纽，别看地方小，却是极其富庶。大军各将士打完仗都拼命抢夺财物，然而社尔不取一文，与民众秋毫无犯。唐太宗得知后，对这位归附的突厥将领更加刮目相看，封他为毕国公，还本着不让清廉的人吃亏的做法，重重赏赐——高昌宝刀，锦缎千匹。
相比这位异族将领，郭孝恪的军功绝不在其下。郭孝恪曾是瓦岗军的将领，与李绩一同守过黎阳（今河南浚县），后归顺大唐，所立军功很多，但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虎牢关之战。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受父亲高祖的指派，征讨占据洛阳的王世充。高手过招，光打不行，还要动脑。窦建德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集结十余万人驰援洛阳，而且来势汹汹，连克管州（今郑州）、荥阳等地。
一边洛阳城久攻不下，一边敌人援军马上赶到，李世民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不少部将都建议先撤退再图打算。千钧一发之际，郭孝恪向李世民进言：“王世充久困城中，如瓮中之鳖，平定他指日可待；而窦建德远道而来，粮运不便，正是自取灭亡。”分析完形势后，献上一计——“请固虎牢，屯軍汜水，随机应变。”
李世民认为这计策不错，采用后一边派兵继续围困洛阳，一边亲率精兵进驻虎牢。这大概是军事上“围点打援”的一个经典案例了，其结果就是窦建德大败，王世充出降，李世民取得了大唐统一战争中最关键的一战的胜利，为大唐的统一奠定了基础。郭孝恪出众的谋略获得了李世民的青睐，随后的庆功宴上，李世民表彰郭孝恪的功劳在众将之上，升迁他为上柱国。
李世民登基后，仍然重用郭孝恪。历任刺史、出任安西都护等职，郭孝恪没辜负皇帝的信任，在任上政绩斐然，并在西域不断立下军功。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爱财如命，生活极度奢侈，这也为他后来的死埋下隐患。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郭孝恪随阿史那·社尔出征龟兹。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攻破龟兹城。郭孝恪生性奢侈，“仆妾器玩，务极鲜华”，就算行军在外，也要使用镶着金玉的豪华床帐。进入龟兹城后，他大肆搜罗宝物，并打包一部分送到主帅阿史那·社尔的营中，但阿史那·社尔一向廉慎，拒收赠品。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后，不无感慨地说：“二将优劣，不复问人矣。”
龟兹被破，龟兹王和国相逃亡，社尔追击他们，留郭孝恪守城。原本形势还没有安定，但郭孝恪既不安抚民众，也不加强防御，却放松警惕在城外驻扎下来，左拥右抱，开怀畅饮地过起穷奢极欲的日子。
一向战无不胜的郭孝恪，这次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栽了：逃跑的龟兹国国相竟带兵返回，暗中与龟兹城中的降将勾结偷袭自己。慌乱之中郭孝恪率兵迎敌殊死搏斗，被流矢击中而死，一代名将就此陨落。因为郭孝恪“大意失荆州”，龟兹城一度失守，后来经过大唐将领的奋战才又重新收复。
得到郭孝恪死讯的唐太宗，异常恼怒，认为郭孝恪不以大局为重，不知修身养性，被寇虏所杀全是咎由自取，甚至想剥夺他的官职，后来才算作罢。反观阿史那·社尔，他继续为国立功，并在死后陪葬昭陵。
同样的战功赫赫，同样的政绩斐然，却因廉、奢品性，阿史那·社尔和郭孝恪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同的声名，不能不让人唏嘘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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